最新财新周刊看不见的危机
文
《财新周刊》
要防止新冠公共卫生危机转化为大学的精神健康危机，需要做什么？
原图年3月23日，长春，吉林大学服务团队在学生公寓发放核酸自测盒。
文｜财新周刊黄蕙昭，蔡静远（实习）
十几平方米的六人间，翻身时铁架床的吱呀声清晰入耳；为了不让室友听见，戴畅只能闷在被子里，用不可闻的气声大哭。“封寝”后一周，她再难以强迫自己维持早睡早起的生活节奏：先是食欲下降，睡眠质量急剧下滑，再到后来，一躺上床，眼泪就无意识地流下来。
状态最差时，不好的回忆不受控制地涌入戴畅脑海：从高考失利，一段段充斥冷暴力和焦虑的亲密关系，到中学时被朋友孤立和嘲笑的阴影，再到小时候父母激烈的争吵……宿舍房间朝北，屋里几乎没有光，更让戴畅感到“无处可逃”。
年年初，经历约20天“封寝”后，戴畅终于从西安回家，但精神状态并未如愿好转。在家里，她依然难以遏制自伤、自杀的冲动，时常自怨自艾、情绪失控大哭。2月，戴畅第一次踏进精神病科，确诊抑郁症，并在家服药休养至今。
在疫情封控下遭遇精神危机的不止戴畅。世界卫生组织3月发布报告称，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年轻人群体正面临更高的精神健康风险。全球多项大学生心理调查同样显示，大流行期间，学生抑郁、焦虑、自杀意念指标升高。曾有精神困扰的学生，更是“脆弱群体”。
自年新冠“武汉保卫战”后，各地高校复课，进入“常态化防控”。然而，新冠病毒德尔塔、奥密克戎变种接连来袭，高校不断卷入疫情，防疫压力更甚——抗疫最危急时，上海、吉林等地高校广泛采取“封楼”“封寝”等强物理隔离措施；而所在地未见疫情或有零星疫情的高校，亦因担忧新变种高传染性，在校园进出、物资流动上严加限制。
有多少学生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持续之时步入高校？年—年，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9万人、.4万人、.3万人，这余万“00后”，堪称“疫情时代的大学生”。而若计入在校生数，全国受疫情潜在影响的高校生可达万人。
疫情前的大学，对戴畅几乎是陌生的：她于年9月入学，一个月后，西安出现疫情，全班因次密接被封宿舍一周；到12月下旬，因地方疫情加剧，她和室友再度“封寝”约20天。半年以来，她能回想的，是一茬接一茬的网课、绿色的临时隔离板和被“大白”棉签捅鼻的不适感。
多名受访的精神卫生工作者向财新强调，焦虑、抑郁是表征和结果，更重要的，是理解大学生经历了什么，以此思考疫情可能带来长期影响。被疫情深刻形塑大学生活的青年一代，在个人认知、亲密关系、能力发展、职业选择上，是否会有改变？这又向高校、社会抛出哪些挑战？
高校防疫鏖战
从3月13日到5月2日，吉林大学学生刘小北活动范围基本限制在10平方米的4人间宿舍内：通话声、键盘声、食物咀嚼声在狭小空间里清晰交错，移动须留心脚下，以免被拖鞋或杂物绊倒。
他最感“透气”的时候，是通过卫生间尽头的窗眺望校园：先是大团雪絮飞舞，树枝结冰、化掉，再结冰、再化掉；后来天气回暖，远处树木泛起细点状的白色花苞；过了谷雨，全校区上百株杏花争相开放，树下仍是空无一人。
自年12月中旬天津首战奥密克戎以来，这一传播性极强的新变体接连引发波澜。河南、辽宁陆续拉响警报，广东春节前后两度迎击；而冲击最甚者，当数3月初暴发的吉林、上海疫情。
与此前数波疫情不同，高校更频繁地卷入病毒遭遇战前线：在东北，吉林农业科技大学4天报68例感染者，学校名学生全部转运，学院党委书记遭免职；一个月后，吉林白城师范学院校内又突发疫情，50余人感染；在上海，最早于3月初曝出疫情的上海大学，到5月中旬再现聚集性感染，上千名密接学生紧急转移，全校再度“封寝”。
病毒高传染性大幅增加防疫难度。“一开始各楼层学生还能取饭、洗澡，直到4月初曝出有学生阳性——我们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封控了这么久，还能出现阳性？”上海一高校学生陈彤困惑。而此后，校园关闭宿舍浴室，严禁学生串楼、串寝。看不见的恐慌下，陈彤连上厕所都提心吊胆，“不知道哪里就交叉感染了”。
在“非必要不出校”等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足不出户”“寝室闭环”成高校应对紧急疫情风险的基本思路。同在吉林上学的曾可，经历了较刘小北更严苛的防疫要求：除了约一个月无法洗澡外，连上厕所，都需要专人、专坑登记报备。
在疫情初期，许多高校、学生，都未曾预料将经历数以月计的高强度“鏖战”。
“封寝”刚开始时，刘小北身边同学还热衷于把学校的“隔离免费餐”上传到社交网络上：孜然肉片、红烧鸡肉、猪肉丸子……引得不少 封控第三周，自认“好相处”的陈彤，和室友出现了第一次口角，起因极简单：室友打游戏时键盘声太响，让她根本无法处理论文数据。“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一点声音就让我像百爪挠心一样，蹿起一股火；我呛了对方一句，结果室友呛得更狠。”陈彤回忆。后来两人道歉、和好，对方告诉她，自己也会“想砸墙、想大叫”。
过去一周里，陈彤手机屏幕每天平均使用时间达到10小时28分——一个连她也不敢相信的数字。“睡不着”的时间越来越多，宿舍熄灯后，陈彤常躺在床上神经质地刷手机。一开始，社交网络上各路疫情消息、求助信息如蛛网般罩来，她越刷心情越低落，越低落越是控制不住翻看；“后来不敢、也没力气 受访咨询师告诉财新，抑郁、易怒、灾难化思维、强迫行为等，都是校园封闭后容易出现的情绪。疫情影响下，学生心理应激反应常见三个阶段：警觉期、抵抗期、衰竭期。警觉期，学生多以焦虑、恐慌、疑惑为主，情绪起伏增大；到抵抗期，若仍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或社会支持适应环境，心理问题可能加剧，学生间容易出现摩擦；到衰竭期，学生易陷入“习得性无助”，更易出现衰竭、疲累、抑郁等。
最大的心理挑战是“看不到头”。在上海，沈欣悦就读的大学于4月4日宣布“封寝”：封控前两周，校区连续一周无新增，沈欣悦开始对着日历计算解封的日子；哪知一周后新增病例再现，封控加码14天；4天后，再曝阳性，封控更显遥遥无期。她的心情“跟坐过山车似的”。
沈欣悦曾梦到走进自己喜欢的奶茶店，对店员开口：“你们所有奥利奥口味的奶茶、蛋糕，每种都来一份。”而在封控一整月时，她在午饭的青菜里看到一只虫子，突然崩溃、大哭。
“疫情封控不断推迟，学生不知道要困多久，这种无望感，对心理的摧残是最严重的。”医院原副院长姚贵忠告诉财新。
令人担忧的是，即使走出应急状态，奥密克戎阴影下，高校或将长期处于“常态化防控”中——多名来自河北邯郸、江苏南京、山东济南等地的受访学生向财新称，尽管当地已“摘星”、低风险多日，学校仍处停出校、停外卖甚至停快递的阶段，部分学生自春季开学以来从未出校。
在邯郸，因学校快递点从清明节“暂停”至今，学生王珂在30摄氏度高温时仍只有长袖可穿，学生间甚至不得已“以物易物”。这段时日，王珂已明显感到心态更不稳定，易因小事哭泣，甚至偶有呼吸困难。
安全感挑战
自武汉新冠疫情暴发开始，“校园精神危机”已引发广泛 重大疫情冲击下，人们因担忧感染疾病等出现焦虑、恐慌等，是灾害下常见的应激反应，而青少年群体首当其冲：18岁—24岁年龄段本为精神心理问题高发阶段；多国研究数据亦显示，大流行期间，年轻人较年长者表现出更明显的中度至严重焦虑、抑郁症状。
“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学生中的抑郁症、焦虑症和产生严重的自杀念头的比率已经增加了一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艾森伯格（DanielEisenberg）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这场大流行中，水位似乎只上升了一点点，但在数字之下，一些人已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年6月，每4个18岁—24岁的成年人中就有1人考虑过自杀。
当然，学生是有“韧性”的。经历危机后，依靠自我复原力或社会支持，大多学生能顺利走出阴霾。在上一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非典”中，西安交通大学一项针对名学生的追踪调查显示，在“非典”后一年，绝大多数学生心理健康指标已恢复正常。
但不同于“非典”，新冠疫情向教育系统抛出了更广泛、更漫长的挑战：据世界卫生组织今年5月初表态，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病毒还在不断变异；UNESCO监测显示，截至年2月底，全球仍有.8万学生受学校关闭影响，东南亚、南美、非洲南部多国学校关闭超40周。
“每当人们开始觉得大流行可能会减弱，事情会好转时，就会出现另一个挫折或变种。”美国高校远程医疗机构TimelyMD在一份报告中如此描述共同的困境。
年进入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的陈冬算了算时间线：大一，武汉疫情暴发，她和一百万武汉高校学生在家上学半年；年夏，德尔塔毒株波及武汉，学校加强常态化防控，进出校得报备线上系统；年年末至今春，奥密克戎再度来袭，学校时有封楼甚至“封寝”，单次封控时间不断延长，出校门更需层层签字、层层审批。
疫情几乎贯穿大学生活，陈冬能感到，学校“给下来的政策越来越严格”，而学生心态正逐渐失衡：“一开始是理解的，可封得太长了，逐渐开始烦躁、失望。”
如果疫情是“长期战”，且可能覆盖一名青年人成长、求学、走入社会中最关键的阶段，会发生什么？
数项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已经发出警报：尽管已度过新冠病毒最“致命”的时期，随着防疫战线拉长，学生心理健康风险可能不降反升。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对广东省22所高校三次各覆盖约15万名大学生的在线调查显示，在疫情暴发期（年2月）、疫情缓解控制期（年3月—4月）和常态化防控期（年6月），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持续上升，分别达8.5%、11.0%和12.6%。
同时，从疫情暴发期到缓解控制期，尽管学生疫情急性应激反应显著下降，但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检出率显著升高，呈“逆向增长”趋势。
随后，研究组在年9月—10月、年6月对名学生进行了随访追踪，发现近三成（29%）学生抑郁、焦虑症状呈“中度增加”，而2%的学生被归入“脆弱组”，需要及时的心理干预。
国际研究也提示相似风险：英国针对年—年内四个时段余名青年人追踪发现，和疫情前相比，人们在疫情期焦虑水平几乎翻倍，并持续保持高位；抑郁水平在年4月时较低，但到年7月时升高。捷克一项围绕年春季、冬季两波疫情的小型研究则显示，在第二波疫情中，学生抑郁、压力较第一波疫情时有所增加，焦虑程度则未有缓解。
事实上，疫情封控本身往往并非激发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直接推手，但常常让学生学业、就业、亲密关系等个人议题更加棘手。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高校心理健康中心收集个咨询中心4.3万名大学生数据，在94%寻求心理辅助的学生中，疫情至少对其生活一个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包括心理健康（72%）、动机或注意力（68%）、孤独或孤立（67%）、学业（66%）以及错过的经验和机会（60%）。
那些已经受到心理问题困扰或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或正经历较高感染风险的学生，更是“高危人群”。
在北京高校咨询师凌辰看来，疫情对学生最核心冲击，是安全感的挑战与重建：“以前世界是安全的，可控的，但是在看不见的病毒一次又一次冲击面前，这种安全感可能再度脆弱。涉及安全方方面面的议题，包括学生要如何构建生活、要如何走入职场、对个人的探索，都可能受到影响。”
“感觉自己变矛盾了，一方面更 凌辰特别 “高校应对疫情，应有明确依据——依据防疫紧急性、严重性，不同情况下采取什么措施、不采取什么措施，在一个科学的大框架下，这是顺的。很多学生遭遇的情况是：昨天和今天的政策不同，后天又变了，且变化是乱的，这最容易激发焦虑。”凌辰说。
高校心理支持：为何常常缺席？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未知，怎么面对情绪变化。我没有食欲，也提不起精神做正经事。我为自己浪费的时间感到非常愧疚。我该怎么办？——状态最糟的时候，孟远鼓起勇气联络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支持热线，对着语音另一头求助。
在近十名曾经历抑郁、焦虑症状的受访者中，孟远是惟一主动并成功寻获高校心理支持的学生。南京大学生李智因室友密接遭遇“单独隔离”时，也曾尝试联络校园心理疏导，但官方热线电话迟迟无法接通。他找学校投诉，“反映后学校说可以打了，但我也不想打了”。
而即使是孟远，也谨慎地选择了非本校的心理她担心，自己的学校知道情况后，会把她标记成一个“心理有问题的学生”。
疫情冲击下，教育系统高度重视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据财新了解，部分高校已在班级设心理委员、宿舍设心理信息员，以“校—院—班—寝”层层“防抑”；辽宁则开通省级学校公益心理援助平台，为全省各学校提供线上咨询、线上团体辅导等；今年4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心理健康专题资源正式上线，为全国高校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挑战在于：学校没有能力及时提供帮助，或学校提供了资源和支持，但学生不信任学校、抗拒寻求帮助，怎么办？
年9月，国家卫健委公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针对高中和高等院校学生开展抑郁症筛查评估，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但在《工作方案》发布后，便有多名高校学生在社交网络反映，因检出抑郁症、或具抑郁症史，被辅导员和学院领导劝导“休学”“退学”。
在多名受访的高校心理咨询师看来，这正是高校心理干预的难处：从学校出发，心理干预首要目标是维护校园环境稳定，若判断学生有自杀、自伤等风险，学校往往“往外推”，医院推或者往家里推；而从学生视角，“被标记”“被看管”等经历，既是泄露其个人隐私，更留下“不想帮助我，只想管住我”的印象，抗拒情绪更甚。
越是因疫情“警戒”学生心理问题，越可能导致学生“躲闪”心理干预——北大心理学博士李松蔚亦撰文提醒，过于强调防范，则会造成“扩大化”，即“有的人没有那么高的风险，本来不必要纳入保护范畴，但为保险起见，还是要管起来”。
事实上，要处理好“我要帮助你”和“我要看住你”的平衡，对高校心理工作者难度不小。“我们在咨询前，会先和学生签署保密协议，只有在学生有强烈的伤害自身或他人的意愿、被评估为有严重精神疾病或所述内容涉及重大违法犯罪行为时，才可以突破保密条例。”北京高校咨询师任舫告诉财新，即使学生表达了“有自杀意愿”，也需要系统性地进行谨慎评估，为危险程度评级，不可任意突破。
5月4日，北京，中国矿业大学东2门，学生隔着栅栏和校外的朋友用餐。图：丁可（实习）
5月4日傍晚，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学生们在室外就餐。图：丁可（实习）
“但若学校心理中心伦理不够规范，或者只是高校学生处的附属管理部门，就可能出现学生信息直接报到学生处，学生处又报到院系的情况。”凌辰说。
比“双一流”高校，“双非”学校、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资源更少、专业性更待提升。在疫情期间一场全国性的心理工作会议上，任舫直观地感受到了“参差”：“从、到地方二本，各高校介绍了本校的心理工作建设情况；部分地方高校并无全职心理工作者，而多由其他岗位兼任。此类心理老师的咨询水平可能与一流高校的辅导员尚有差距。”
“可及性”亦成问题：据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王雪芹撰文，新冠疫情发生后，宁夏共有8所高职院校先后开通了线上咨询服务，在开通近2个月时间内，1所高职院校服务人次为0，5所高职院校服务人次为1或2，只有1所高职院校服务人次过百。
在凌辰看来，理想情况下，高校心理工作应“围成一个圈儿”：它可能没法像专业心理咨询机构那样进行长程的系统咨询，而关键在能“搂得住”，要让学生意识到，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议题时，都可以在高校里获得资源、支持。
他举例：除了学生心理筛查等“监测”手段外，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上，应覆盖亲密关系、家庭关系、学业压力、就业等多重维度；学校可定期组织社交、自我探索、正念冥想等常规性心理团体，亦可通过心理剧表演、心理健康活动等吸引学生 姚贵忠也提出，高校心理工作不应局限于专业心理咨询，而可着眼于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社会心理支持，“只追求心理咨询师数量的话，专业的人员怎么也不够。”除心理中心外，高校学生会、社团组织也可加入，组织更丰富的线上或线下活动，亦可鼓励学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学生互助、校园防疫等事务，“学生感到自己在一个温暖的集体中、能够得到别人的关心爱护，会具备应付突发事件的能量”。
他以医学和公共卫生来类比专业心理工作和社会心理支持的关系：前者重干预治疗，而后者重群体预防；创造一个有归属、有价值的环境，让学生感到“我不止是在服从和被动接受，还能获得支持和支持他人”，有更大意义。
“重点还是，到底是把学生当作‘问题’，还是看作支持对象？高校心理工作是非常容易落入行政化、形式化的——组织听些心理讲座，或者让班干部、辅导员定期上报，看似全覆盖了，但实际帮助不大。”曾有高校咨询工作经验的袁岳直言，“要从以学校利益为中心，走到以学生利益为中心，还有很长的路。”
减缓长期影响
焦虑、抑郁往往是问题的表征而非原因。多名受访者表达更深层的担忧：当疫情大幅冲击学校教育教学和社会经济秩序，这场大流行对学生自我认知、能力发展、就业选择，会不会有更长期、潜在的作用？
在北京大学进入线上教学后二周，北大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已开始感到困扰：线上和线下授课效果有很大差距，线上教学无法及时根据学生的表情、疑惑调整讲课进度，也难有课下随时随地讨论交流。
长期 “高校一定要意识到这点，在有条件时尽快恢复线下教学秩序，并利用假期进行弥补。”卢晓东强调，“面对面”长期缺乏，对高校人才培养、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将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已有研究显示，当疫情打乱高校各专业教学和培养计划，学生志业规划和发展亦可能随之变动，且对不同年级、性别、家庭状况的学生，冲击各有差异。
据一项对湖北医科大学名医学生的在线调查，比起一年级新生，二年级、五年级学生更易因疫情改变其职业选择。其中，五年级学生需要同时平衡实习任务和研究生入学考试准备，若未通过该考试，则不得不参加为期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另寻其他工作；重压下，这些学生几无辅导或心理帮助。而二年级学生疫情期间长期在家上网课，远离临床诊断和治疗实操，则更难保持学习热情和信心，易对未来职业选择产生动摇。
此外，疫情下，医学生对一线工作的恐惧感、来自家人和朋友的负面反馈，都是改变职业意向的风险因素。“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医学毕业生和医生的流失率已经很高。”研究团队呼吁，为了减少医疗人才流失，教育者有必要对不同阶段学生提供差异化支持：如，加强二年级学生与临床导师的联系， 过往的灾害危机已提供前车之鉴：精神病学家MarkTownsend研究发现，卡特里娜飓风扰乱了医学教育，导致事件前后学生专业选择发生了重大变化，且这种变化在飓风之后的5年研究期内依然非常明显。
求学挑战外，就业市场风向，则更直观体现学生心态变化：疫情加剧经济下行，学生更“求稳”，出现名校硕博“扎堆”北京城管执法基层岗位的现象。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等机构开展的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偏好“体制内”就业的学生比例从年的33.6%上升到年的42.9%，其中，选择“公务员”的比例从5.3%上升到12.4%。清华大学年毕业生已签署三方协议的，近七成走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
不止中国，韩国、英国、印度多国政府公职热度也呈上扬势态。据韩国统计厅数据，年5月的求职青年（85.09万人）中，三成以上都在备考公务员（32.4%），较前一年增加4.1个百分点。HighFlier年11月调查则显示，希望从事公职的英国学生达57%，高于两年前的41%。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看来，大学生就业选择趋向保守，除了就业竞争加剧、行业裁员等客观因素外，另一重要因素，是高校和社会愈加脱节：“很多学生在考研、考公之前，是没有充分接触市场、没有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价值点的。”
对相当一部分学生，疫情已大幅剥离其建立社会联结的机会。年入学的长春学生曾可，是学校“数字媒体艺术”首届学生；专业实践性较强，且有企业实训要求。但入学至今，“上网课”占去大头，到线下公司考察学习的机会也被网络授课替代。因为没有同专业的学长学姐，她至今无从得知“传说中”正常的企业实训的模样。
袁岳同时 事实上，越是“求稳”，越难回避“内卷”。年，国考报名过审数突破万，考录比从3年的16∶1一路攀升至如今的46∶1。而考研人数也屡创新高：今年3月11日研究生考试国家分数线公布后，一条“考研将有万人落榜”冲上热搜，折射背后残酷竞争。
国家统计局5月16日数据显示，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0.3个百分点至6.1%，创年3月以来新高；16岁—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明显高于总体6.1%的水平，4月录得18.2%，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多名受访者强调，除心理支持外，高校学生境遇的根本改善，仍有赖于整体环境的变化。
“青年稳则社会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接受财新采访时提出，当下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明确并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平衡防疫和经济发展。
北京一名高校学生告诉财新，她最难接受的，是看到舆论指责大学生“躺平”：“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选择少、不确定性更高的未来，而疫情还在不断剥夺、挑战我们用以应对变化的工具，比如和他人的联系、学术和工作机会、意志力，乃至食物、居住环境。这不是矫情，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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