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疾病家庭治疗的本土化

按照家庭治疗学家Minuchin的定义，家庭治疗是心理治疗的一种形式，它提供了一种和以往的个体心理治疗不同的思考人的行为的方式，它认为个体的心理症状需要从关系中寻找原因，需要把人及其症状放在整个家庭背景中去了解并治疗，因此认为只有通过改变整个家庭系统才能改善个体症状[1]。因而，和传统的个体心理治疗只针对个体进行治疗相比，家庭治疗的诞生被看作是心理学界的一次革命，更意味着一次研究范式的转移。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多元文化主义开始在西方国家产生影响，它主要主张承认文化差异，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尊重、平等共存，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首先波及到了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各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的承认和尊重。由此，一些心理学家提出，在未来的心理学全球化(global-izationofpsychology)的前景中,可以把多元文化作为逻辑起点，而以本土心理学为研究的中介。而家庭治疗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性特点使其更加需要在本土化研究的转向，因此本文对家庭治疗的文化特点进行分析，同时也对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

目前，家庭治疗作为心理治疗的一个流派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国家的心理治疗领域，但是我们发现发源于西方的家庭治疗技术包括家庭障碍的原因分析、家庭治疗的目标以及家庭系统之外的社会文化系统等都具有多元文化特性。

1.1家庭治疗对问题的假设具有多元文化特点

1.1.1对问题的假设具有多元文化特点：家庭治疗认为人的心理问题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而是与其所处的系统有关，这个系统也就是所处的环境，而心理的各种障碍往往是和系统中他人互动产生障碍的结果；家庭是一个具有独特性质的自然社会系统。家庭内部会有自己的规则，也会对成员形成某种约束，同时还会有一些权力的分布以及独特的沟通模式，所有这些内容，都是家庭系统的组成，家庭会用它独特的模式来解决问题。

在系统论、控制论的影响下,家庭治疗认为系统和组织的调整比个体治疗更为重要，例如对家庭系统和婚姻系统的调整[2]。家庭治疗认为，个体心理结构和冲突不是分析的主要问题，人际关系才是分析的重点，主要聚焦于家庭系统中的结构与规则、交流与沟通、角色与情感、生命周期以及功能与适应等问题上，思考家庭系统是如何造成个体症状与问题。而家庭中的那个“病人”只是目前发生在家庭系统中有缺陷的互动过程的呈现，他所表达的只是家庭的功能不良。

对以上问题的判定无不带有多元文化色彩，特别是家庭结构、家庭规则和家庭功能的判定等问题需要结合家庭所处的文化环境来进行，否则家庭治疗师可能会将一个和自己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模式贴上功能失调的标签。因此就需要家庭治疗师要从问题家庭所在的文化背景甚至更加深入的历史文化脉络的角度来了解家庭，将家庭治疗理论和问题家庭所在的文化历史脉络相契合。

1.1.2对问题产生原因的假设具有多元文化特点：家庭治疗认为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会在生命周期的发展进程上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可能会导致家庭适应不良、功能障碍等问题。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主要包括：结婚建立家庭、孩子诞生、孩子进入青春期、孩子成长后离开家庭、成为祖父母、晚年生活等，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的转折点，大部分家庭的发展会呈现某种变动或转折。另外，一些突发重大事件也会造成这种变动或转折，如重要家庭成员的突然去世，父母的离异、再婚，突然遭受的家庭困难和压力等等。这些事件的出现，可能会对正常家庭的发展进程带来影响，如果出现严重问题，甚至可能对家庭系统及其功能带来破坏。

不同模式的家庭治疗理论都认为，每当家庭在生命周期的不同的转折期时，都需要重新调整策略和规则以适应成员的成长和改变。在一个功能良好的家庭中，家庭成员需要随着家庭周期的转变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支持全体家庭成员的成长以及家庭任务的完成。但往往也就是在这个转折点，家庭或者个体如果不能及时完成调整的任务就有可能会出现障碍。如策略式家庭治疗理论认为，个人的心理症状与一个人的家庭生命周期相关[3]，当家庭无法顺利进展到下一阶段，个体就会出现问题；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也认为，个体症状是家庭在生命周期转折点难以重新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变化的结果；代际式家庭治疗理论则认为，如果家庭生命周期在某个阶段固着或停滞，其结果最终会导致家庭中的个人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以上这些家庭治疗模式的概念中，出现在家庭成员身上的症状，往往都与目前家庭在生命周期中生活任务遇到阻碍或者没有达成有关[4]。从以上分析看，对个体问题原因的分析同样也具有其文化特点，因为家庭始终是处于一定文化背景之下，是在更大的系统存在的。一个家庭的生命周期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变化，家庭在转折点遇到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方式无不同样具有文化特点，一种“障碍”在另外文化下未必是一种问题，例如孩子进入大学离家后，在中国文化下孩子还会和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成家有孩子之后仍然如此，但是在欧美强调个体主义文化的背景下，这种行为则是家庭成员过分粘滞，家庭失功能的表现。

1.2家庭治疗的过程具有多元文化特点

1.2.1治疗目标具有多元文化特点：家庭治疗的目标是恢复正常的家庭功能，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拥有适当的“家庭结构”，适当的权威分布，没有权力分配不均，成员角色清晰，没有不良联盟；其次，家庭成员间有良好的沟通，能够相互提供情感支持，能团结一致应对家庭遇到的困难；最后，家庭成员对家庭有认同感，有合理的家庭规范，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家庭和外界环境有适度合理的“家庭界限”。而以上这些与恢复家庭功能相关的因素，如家庭关系、家庭边界、家庭规则和沟通方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家庭都有着非常不同的标准，例如中国家庭和欧美家庭就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不能完全按照某一种文化模式来评判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治疗目标也不会相同。

1.2.2治疗模式具有多元文化特点：虽然英美各国的多元文化和跨文化辅导模式也提倡注重亚洲传统文化，但是问题在于心理治疗师大多不是亚洲人，所以他们只能在文化敏感性及文化普遍性的角度接纳来访者，而在治疗过程中却不能就来访者的背景文化作出深入的理解和沟通，更不能发挥亚洲人深厚文化中的治疗及助人手法和理念。要建立以亚洲文化为主体的心理治疗模式，主要责任依然在亚洲国家自己的治疗师和学者身上。而香港学者叶锦成（）认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亚洲的传统文化不断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互相交流，加上不少亚洲国家的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深厚，治疗师在建构以亚洲文化为主的治疗模式时，必须明白这些文化的演变和交流，才能正确的建构和演绎出有关的模式和手法。

由于家庭治疗本身的文化特点，加上家庭治疗在临床实践的迅速发展，也越来越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治疗学家们在临床和研究中引入多元文化的视角。自引进家庭治疗技术以来，中国的家庭治疗师也一直对临床实践和案例进行反思和总结，相关的理论整合和本土化研究一直也在进行。

2.1哲学解释学为心理学本土化的理论转向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向——解释学转向，解释学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的概念指出了所谓的本体是存在于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理解之中，在相互作用、相互理解的互动后产生第三者。哲学解释学很快对心理学产生了影响，在解释学视野下的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呈现在心理学家面前的并不是简单的去寻找所谓本来意义的本土文化了，因为任何一种本土文化在研究者的诠释中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是在多元文化基础之上，以现代性、共同性的文化观念诠释而呈现出当代经验的文化心理。因此，个体的心理生活是一种现在与过去的交融，它既不是过去的经验，也不完全是当下的生活体验。

哲学的解释学转向为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在对专业知识的探求上，心理学就不再只是追求抽象的“真理”，而开始对特定的社会文化状况作出响应，开始重视各种各样多元知识形态，尤其是具体的、情境性的知识[5]。由此，心理学的知识更加具备了主观性、历史性、相对性的特点，同时，真正适应各种特定文化、历史情境的本土心理学和彰显文化向度的多元文化心理学才得以建立和发展[6]。

2.2临床实践反思为家庭治疗的理论和实践本土化转向提供了基础

2.2.1家庭治疗的多元文化理论转向：受多元文化发展的影响，一些心理学家开始对以往的心理学研究进行了反思，例如美国心理学家Gegen[7]认为“人的心理不同于物质，它是随时间、地点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是历史的产物。”

随着文化精神医学等学科的发展，从事临床的心理治疗学家们也开始认识到，施行心理治疗时需要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如何开展适合本社会与本民族背景的心理治疗，已经成为心理治疗师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家庭治疗师们也逐渐认识到文化差异性和多元文化视角的重要性，并且尝试着将多元文化理论融于家庭治疗的理论当中去。Lewinsohn等[8]指出，家庭治疗师必须要有文化敏感性，家庭治疗师不仅要熟悉文化的一般特征，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的特征，对文化的特性做一个综合的理解。

2.2.2家庭治疗的本土化实践转向：在多元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应该把多元文化论作为逻辑起点，而以本土心理学为研究的中介，才能产生出真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学[9]。此外，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也受到了多元文化心理学思潮的重要影响，例如中国台湾本土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就认为，本土心理学向下可以发展出多种亚文化本土心理学，向上整合也同样必须依托于多元文化的理念[10]。而中国的家庭治疗师通过本土化实践也认为，中国的家庭治疗师不仅仅要探讨中西方文化差异这个主题，还更应注意深入研究本土文化的独特性[11]。

中国台湾学者研究也认为[12]，中国的家庭文化有深厚的传统，即使在社会急速变迁且西化的中国台湾社会，仍然保有相当程度的传统家庭结构与文化价值观，例如家族主义与父权结构就仍然延续下来。因此，要运用西方家庭治疗的理论与方法从事家庭工作，需要先了解家庭背后无所不在的文化力量如何引导家庭的运作。

基于以上对家庭治疗的多元文化特点以及本土化研究转向的分析，对家庭治疗在中国应用过程中文献进行分析，对中国家庭治疗师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归纳，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家庭治疗在中国本土化应用提出相关建议。

3.1中国家庭治疗师的总结和反思

家庭治疗作为一门心理治疗技术传入中国要追溯到年，当时来自德国的心理治疗学家Stierlin教授和Simon博士，通过在中国举办讲习班的方式第一次将家庭治疗正式传入中国。之后家庭治疗的理论和技术迅速在中国开始传播开来。年国内著名家庭治疗师赵旭东所在的单位建立了专用治疗室，正式开始了家庭治疗在中国应用的研究。在4年的时间里，赵旭东团队为了取得实证研究的资料，搜集了多例较为完整的文字和影像记录[13]。经过近30年的临床实践，发现对中国家庭总体是有效的，但是也存在一些文化屏障[14]。

3.1.1应用的效果：国内家庭治疗师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做了很多量化研究和实证分析，证明家庭治疗在中国文化下总体是有效的。例如，包炤华等[15]在对31例青少年焦虑症患者进行家庭治疗研究显示，家庭治疗可以通过改善父母的教养方式和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方式，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赵旭东等[14]通过研究也发现，被治疗家庭有很明显的良性改变，并且这些变化也基本符合家庭治疗的理论设想和治疗目标。

但是，对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应用效果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发现，如果需要效果更加持久的体现，则需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影响。如赵旭东所在的精神科年多达人次的会诊业务中，针对18岁以下的少儿心理障碍等的家庭治疗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后发现，这些成功的案例是因为在临床实践中，家庭治疗师充分考虑到了文化差异情况，并且能够按照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况稳妥地使用西方理论和技术，克服了文化屏障现象[13]。家庭治疗的多元文化视角也让中国的家庭治疗师反思到，若能在治疗中可以挖掘来访家庭的文化资源中治疗因子和家庭复原力的资源，从中国家庭文化脉络中探索中国家庭文化和家庭治疗之间的文化契合性，使家庭治疗以中国家庭成员能接受的方式进入问题家庭，家庭治疗将会有更好的治疗效果[16]。

3.1.2遇到的问题：家庭治疗在西方产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发展迅速，传入中国后很快就应用在家庭临床治疗和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中国本土的心理学家也对家庭治疗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应用进行了很多实证分析和临床应用研究。虽然，家庭治疗在中国家庭应用的疗效得到了验证，但同时中国的家庭治疗师也在应用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

一些中国家庭治疗师在家庭治疗临床中遇到了很多的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中西方家庭伦理、家庭文化的不同而导致的家庭治疗手段方法和目标的差异。例如，中国家庭治疗师经常会遇到纠缠型母亲和疏离型父亲的问题[17]，这样的家庭多是由于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母亲往往和孩子过于亲密而界限不清，父亲却脱离于家庭之外，忙于工作，对于这样的家庭，按照家庭治疗的理念首先要调整夫妻关系，认为夫妻关系是家庭最核心的关系，但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核心关系是亲子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而当代很多家庭仍然沿袭了传统家庭的主要关系脉络，将父子关系或者母子关系置于夫妻关系之上，因此，这样的家庭如果按照家庭治疗的目标将夫妻关系作为首要关系，就会有文化上的障碍。

而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家庭观念对家庭关系的干预也会出现治疗的失败。例如，医院临床心理科傅文青等[18]在经过三年家庭治疗培训后，自年~年在门诊用此法接待了约40例家庭，得出结论认为家庭治疗师不能轻视和淡化中国家庭的价值观，否则就会使治疗关系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导致治疗的失败；中国的家庭治疗师也发现，如果不考虑文化的差异，让家庭成员都接受家庭治疗师的理念很困难，即使接受了，但是这个家庭外在的更大的系统，例如更大的关系网络和文化观念可能会带给他们更大的压力，从而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更多的心理冲突，个别家庭成员可能会中途退出，而导致整个治疗的失败；同时还发现，有些家庭属于传统的夫权制，权力分配不平衡，丈夫权力独揽，妻子没有话语权，按照女性主义家庭治疗模式，家庭治疗师在治疗的过程中需要给妻子赋权，可往往有些家庭丈夫却并不接受这种改变，结果可能会导致夫妻冲突增多，而导致新的问题[19]；事实上，中国家庭治疗师在临床中遇到了相当多的纠缠型母亲和疏离型父亲的问题家庭，对于这样的家庭在调整夫妻关系的时候会有一些文化上的阻抗。

3.2关于家庭治疗在中国应用的本土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家庭治疗在中国应用本土化提出以下建议。

3.2.1心理学中国本土化研究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诠释：从哲学的解释学意义上说，在中国文化下进行心理学研究，如果仅仅将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拿来，或者直接用传统观念来解决当代问题都是不可行的。首先就需要对当代人的心理体验和感受加以理解，在传统的脉络下来理解当下问题，这就需要对传统脉络进行诠释，而经过诠释的传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概念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就会被赋予新的意义，而这些新的意义构成了个体当下的心理生活。所以，如果想理解个体当下的心理生活，就必须要立足于历史文化的坐标系中去做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只有这样，研究才具有现实性。在研究方法上，要做到“理解”，而不需要预测和控制。和传统的心理学研究不同，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为中心，只要解决问题，运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20]。

3.2.2家庭治疗师需要对自身文化倾向性保持敏感与自觉：由于家庭治疗的多元文化的特点，这就需要中国的家庭治疗师能够具备文化敏感性，要能对在临床过程中所遇到的家庭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观进行准确的分析判断并有针对性地对家庭治疗的理论和技术进行调整。而中国台湾本土心理学家杨国枢也认为，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必须先以现象为师，而非先以西方理论为师。如结构模式家庭治疗理论可能会认为家庭界限僵化或模糊会导致家庭问题，但是如果在受到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中国家庭中对家庭界限僵化的家庭进行调整可能会遇到一些冲突。现实生活中，中国当代家庭中关系还有着中国传统家族关系的影响，家庭成员和原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还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调整家庭成员之间过于紧密的关系，就不得不考虑到家庭的接受度和传统的影响。所以，西方家庭治疗技术在中国家庭文化中应用就必然要进行一定的修正[11]。

例如，赵旭东在昆医院精神科做家庭治疗临床过程中，通过文化倾向性的反思提出，家庭治疗师不要做权威，不要教化，不要控制，不要害怕多样性，不要以“稳定”为最高价值，不要对一次的治疗效果抱有太高的期望。而所有这些内容恰恰都是中国文化下的家庭治疗师容易犯的错误，因此对中国的家庭治疗师来说，如果缺乏多元文化的反思意识和文化倾向的敏感性，这些要求就很难做到[21]；易春丽等[22]通过观察发现，家庭治疗师容易陷入一些误区，其中之一是保护孩子，认为错误都在父母；另一类治疗师站在父母的角度，认为都是孩子的问题，甚至有的治疗师认为父母是爱孩子的，即使错了也可以接受，特别是在强调孝道的中国，家庭治疗师似乎更容易这样做，其结果，孩子可能会孤立无援，或者更加反叛[23]。郑亚楠等[24]的研究也发现，中国临床心理工作者与患者在治疗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均与文化相关。

以上理论和案例说明，在家庭治疗过程中如果家庭治疗师不注重反思自身所处的文化可能会给治疗进程带来消极的影响，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文化阻抗从而影响疗效，甚至会出现文化上的盲点而导致治疗的失败。

3.2.3家庭治疗师应善于积极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家庭治疗的理论主要来自西方，由于中西方家庭文化的不同，家庭治疗应用在中国家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冲突，如果不顾这些冲突，只以西方家庭为基础的家庭治疗作为标准对中国家庭的关系、规则进行调整就难免会出现偏差，同时，家庭治疗也需要挖掘问题家庭中的文化资源来帮助家庭复原，这也需要尊重本土文化。

如医院临床心理科傅文青等[18]通过对家庭治疗案例的反思认为，珍惜和保护中国家庭的基本价值观会更有效果，也可以将家庭的这种力量转化为新变化的动力。例如“孝道”在近代被很多人批判为禁锢孩子的家庭伦理的枷锁，但是“孝道”一直也都有它的积极意义，例如有助于代际之间的相互帮助，“父慈子孝”的相互性以及“孝”带来的情感意义，如果在一个由于过分强调“孝道”而导致家庭成员内心冲突的家庭中，家庭治疗师通过治疗技术发掘并转化其积极意义，就可能会产生有助于家庭成员间情感联结和增强家庭凝聚力的作用。

3.2.4中国家庭治疗师需要进行中西文化的契合性研究：在对家庭治疗理论研究方面，尽管西方家庭治疗已经引入中国30年，但是我们还处于对其学习阶段，目前的国内研究虽然有一些反思和批判，但还不够。特别是对家庭治疗本身的一些不足没有很好反思和补充[25]。中国台湾学者虽然进行了一些心理治疗的本土化的研究，但是大都是对个体治疗的研究，对家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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