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生命的意义第二部分意义疗法概观
追寻生命的意义
［奥地利］维克多.E.弗兰克尔
何忠强杨凤池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都还有最后一种自由－－选择态度的自由
＊作者简介 维克多·E·弗兰克尔，维也纳医科大学心理精神病学终身教授，年逝世，一生著有32部著作，这部著作曾先后被翻译成26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二战期间因其犹太人身份，遭纳粹逮捕，在奥斯维辛、达豪等集中营度过了三年艰难的岁月。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创作这部著作的原因。
第二部分意义疗法概观自传的读者常常对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对自己的治疗理论作更全面、更直接的解释。为此.我在《从死亡营到存在主义》的最初版本中增加了一个简短的章节，专门论述意义疗法，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不断地要求我对内容进行扩展。因此，在本书中，我全部重新撰写，并且大幅度地增加了有关内容。
完成这一任务很不轻松，它要求在如此小的篇幅内给读者解释需要20卷德文著作加以论述的材料，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曾经有一位美国医生来到我在维也纳的办公室，他问:“哎，博士，你是精神分析师吗?”对此，我答道，“不严格的精神分析师，姑且说是心理治疗师吧。”他接着问:“你属于哪个学派?”我问答道:“我有自己的理论;它被称做意义疗法。”他又问:“您能用一句话概括出意义疗法的意义吗?或者至少说出意义疗法和精神分析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区别?”我说:“可以。但是，首先我要问，您能用一句话告诉我精神分析的实质是什么吗?”他回答:“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患者躺在长椅上并告诉您一些有时非常不适合告诉的事情。”对此，我立即用下列的话作答:“在意义治疗过程中，患者必须坐直，但是必须听一些有时非常不适合听的事情。”
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含义，而非意义疗法的简要概括。相对于精神分析而言，意义疗法是一种更少回顾性和更少内省性的方法。意义疗法更着眼子将来，也就是说，它更 过了一会儿，我对整个小组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只为研制脊髓灰质炎血清而被反复针刺的类人猿是否理解它的受难的意义?小组成员们一致认为，当然不行;由于其智力有限，它不能进人人类的世界，即能够理解受难意义的世界。然后，我提出下面的问题:“人怎么样?你们认为人类世界是宇宙进化的终点吗?想来可能难以置信，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一个在人的世界之外的世界;一个终将找到人类受难的意义何在的世界?
超级意义
终极的意义必须超过和超越人的有限的智力;在意义疗法中，我们是在超级意义的背景下来讲述的。正如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教导的，要求人所做的不是去忍受无意义的生活，而是忍受他缺乏用理性方法理解绝对意义的能力。意义比逻辑更深刻。
不顾超级意义概念的心理学家迟早会因他的患者而处于尴尬境地。正如我的女儿在六岁时问我这个问题时一样，“您为什么要说起上帝?”对此，我回答道，“几周之前你正患麻疹，然后上帝给你送来了康复。”小女孩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她反驳道，“是的。爸爸，但是请不要忘记:也是他先给我送来了麻疹。”
然而，如果患者具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人们不应反对利用其宗教信仰的治疗作用，并进而利用他的精神资源。为了这样做，心理学家们可以将自已置于患者的位置。一位来自东欧的神学家找我并告诉我他的故事时，我正是这样做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他失去了第一个妻子和他们的六个孩子，并且，现在他的第二个妻子不能生育。我以自己的观察认为，生育并不是生活的惟一意义，因为那样生命本身将会毫无意义，并且本身没有意义的事情不会仅仅由于它的永存而获得意义。然而，作为一位正统的犹太教徒，这位神学家把他的这一境况看成是在他死后将没有儿子为他诵读经文，因而深感绝望。
但我没有放弃。我问他是否希望在天堂再次看见他的孩子，希望做最后一次努力来帮助他。我的问题带来了他的热泪盈眶，现在他绝望的真正原因出现了:他解释道，由于他的孩子作为无辜的烈士而死去，因而将在天堂中被放在最高的位置。而他作为一个年老而有罪的人，不能指望被安排到同样的位置。我没有放弃，反驳道，“先生，难道你没有想到，这正是你在你的孩子死后仍然活着的意义:尽管不像你的孩子一样无罪，但你仍可以通过这些年的受难而得到纯化，以便最终你也可以在天堂中与他们在一起?圣经上不是写着上帝保留你
的所有眼泪吗?所以，也许你的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这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他通过一种我为之打开的新的视角，发现了摆脱受难的办法。
生命的短暂性
那些看起来从人的生命中夺去意义的事情不仅包括受难而且也包括死亡。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说，只有生命的短暂性才是潜在的;但是，一旦这种生命的短暂性得以实现，它们就在那一时刻变成了现实;它们得到了拯救并被带到过去，在那里，他们得到拯救并免于短暂。因为，在过去，除了不能取消储存的所有事情外，没有任何事情是无法挽救的失去。
因此，我们存在的短暂性无法使其变得无意义。但是，它确实构成了我们的责任;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以我们实现短暂的可能性为转移。人类不断地做出与当前潜在可能性有关的选择;其中哪些将被斥为非存在，哪些将会实现?哪种选择将永远成为现实，成为一种不朽的“时间沙滩上的脚印”?任何时候，人类必须决定，或好或坏，什么将成为他存在的纪念碑。
当然，通常人们只通过田野里的残株认识到短暂性，而忽视过去的丰厚收获，包括他曾做出的业绩，所有的欢乐和所有的苦难。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毁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除。我应该说既存在是存在的最肯定的种类。
意义治疗由于将人的存在本质的短暂性牢记在心，因而不是悲观的，而是积极的。为了形象地表达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悲观主义者就像一个人，他带着害怕和悲伤看他的日历，由于他每天撕去一张，随着一天天的过去。日历变得越来越薄。另一方而，积极处理生活问题的人，每天从日历上撕去一张，并将其整齐仔细排列，并在背面写下一些日记，他能够骄傲而愉快地对于这些记录做出反应。如果他注意到他正越来越老，这将与他有什么关系?他有理由去嫉妒他所看见的或对他自己失去的年轻怀旧吗?他有什么理由去嫉妒年轻人?为了年轻人所拥有的可能性，为正等着年轻人的将来而嫉妒吗?“不，谢谢您，，的爱我有过去的现实”他将会想到，“与可能性相反不仅有已经完成的工作和被爱者而且还有勇敢承受的苦难。这些苦难甚至是我最自豪的事情，尽管它们是不能被引起嫉妒的事情。
作为技术的意义疗法
一种现实的恐俱，如死亡的恐惧，不能由精神动力学的解释来平息;另一方而，一种神经症性恐俱，如旷野恐怖症，不能由哲学理解来治疗。然而，意义疗法也发展了一种处理这些问题的技术。为了理解每当使用这一技术时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以一种常见于神经症病人中的状态预期性焦虑作为一个起点。这种恐惧的特征正是患者所害怕的东西。例如，一位赤面恐怖患者，当他进入一个大房间面对许多入时，他实际_卜将更容易脸红。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可能将谚语“希望是思想之父”修改为“恐俱是事件之母”。
具有讽刺意昧的是，恐俱往往带来人所害怕的东西，正如一种强迫意向使强烈希望的东西变得不可能。这一过度的意向，或称“超意向”，尤其常常见于与性有关的神经症。一个男人越是想要表现他的性能力，或一个女人越是想表现经历性高潮的能力，他们就越不能成功。偷悦肯定是而且必须是副效应或副产品，并因它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目标本身而受到破坏。
除了上面描述的过度意向之外，过度 一位无法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能丧失他所有的功能，但是仍然保持着人的尊严:这是我的精神病学信条。没有它，我认为不值得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受破坏的大脑机器不能被修复吗?如果患者不是很多，安乐死将会合法化。
回归人性化的精神病学
长期以来—实际上有半个世纪之久—精神病学一直把人的意识解释为一种机制，其结果是把精神疾病的治疗仅仅当成是一种技术。我认为，这一梦想已经完结。现在开始出现在地平线的不是心理学化的医学的轮廓，而是人性化的精神病学。
然而，一位仍认为自己的作用主要是技师的医生将承认，他只是把患者看做一架机器，而没有看见疾病后面的人!
人并不是一种物品;物品具有相互决定的特点，但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最终成为的—在才能和条件限度之内—取决于他自己。例如，在集中营，在这一生存实验室和试验场，我们观察并发观了一些难友过着低贱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像圣徒一样生活。人在内心存在着两种潜在性;哪一种潜在性得到实观将取决于自己的决定而非环境。
我们这一代人是现实的。因为我们开始按照人的真实面目来了解人。毕竟，人是发明奥斯维辛毒气室的人;然而，他还是带着对于上帝的祈祷昂首走进毒气室的人。
附言
悲剧乐观主义的案例
仅将此书献份艾迪斯·威斯科波夫·晾李森，以犯含孙早在年就在美回开菇钓探李套义疗法伪开拓性努力。泌在这一顿域伪诱献是不可信蛋的。
让我们首先思考一下，应当如何理解“悲剧乐观主义”。简而言之，它的意思是，尽管存在着“三重悲剧”，人们仍然能够保持乐观。正如意义疗法所表述的，一种由人的存在的几个方而构成的三重悲剧可划分为:
（1）痛苦;
（2）内疚;
（3）死亡。
事实上，本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面对这些痛苦时，人们怎样才能仍然表现乐观?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提问，尽管生活存在着悲剧的一方面，但它还能保持潜在的意义吗?作为回答，这里引用我的一本德文著作的标题的一句话，“而对任何情况下的生活”。这句话假定人的生活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是最悲惨的情况下都具有潜在的意义。并且，这种假定会使人具有创造性地将生活的消极方面转化为积极的或建设性方面的能力。换言之，重要的是，在任何既定的条件下都能够尽最大努力。“尽最大努力”在拉丁语中被称为是乐观主义—因此，我提出了悲剧乐观主义，一种面对悲剧的乐观主义，并认为人类具有三种潜能:
(l)把痛苦转化为成就;
(2)从内疚中获得完善自我的机会;
(3)从生命的短暂性中获得采取负责性行为的动力。
然而，必须牢记的是，乐观主义并不是可以随意命令和调遣的东西。人们甚至不能无视各种可能，对抗各种愿望，任意地强迫自己保持乐观。任何对于希望真实的东西，对于三重苦难的其他两个部分同样也是真实的，因此，信仰和爱也是不能随意命令和调遣的。
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它一再指和命令人们“快乐”。但是，快乐是不能强求的;它必须是自然产生的。人必须有“快乐”的理由。人们一旦发现了理由就会自动地快乐起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并不是追求快乐，而是通过实现内在的且隐藏于一种既定情境中的潜在意义，来寻求快乐的理由。
对于理由的需求同样存在于人所特有的另一现象—“欢笑”之中。如果你希望某人发出笑声，你必须给他提供一个理由。例如，你必须给他讲一个笑话。否则，你就不能通过催促他让他真的笑起来，或者让他要求自已笑起来。当人们催促照相机镜头前的人说“茄子”时，结果人们在完成的照片上只能看到他们虚假的笑容。
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在意义疗法中被称做是“过度意向”。它在与性有关的神经症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患者越是不能忘我地献身，而是直接寻求性兴奋即性交快乐，他对于性交快乐的追求就越是弄巧成拙。实际_卜，被称做是“快乐原则”的东西只不过是快乐的破坏者。
个体寻求意义的努力一旦获得了成功，不仅能够给他带来快乐，而且还能使他获得应对痛苦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寻求意义的努力遭到了失败，又会发生什么结果呢?它可能导致一种致命的后果。例如，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在诸如战俘营或集中营这些极端场所有时可能发生的事情。首先，一些美国士兵曾经告诉我一种他们称之为“放弃一切，，的行为模式。在集中营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行为模式。在早晨五点，拒绝起床干活，留在棚屋里，躺在沾着粪便的草垫上。没有任何事情—包括警告和威胁—能够使他改变主意。然后发生了一些很典型的事情:他从口袋深处掏出一支他隐藏很久的香烟并开始抽起来。在那一刻，我们知道，在大约48小时以后我们将看着他慢慢死去。意义的意志己经消沉，结果他对于短暂快乐的追求也消散了。
这难道不能使我们想起另外一种我们日复一日所面对的类似情况吗?我想起了那些年轻人，他们分布于世界各地，自称是“没有未来”的一代。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一支香烟，他们所追求的实际上是毒品。
实际上，吸毒只是一种更为常见的群体现象，它是一种由于对我们的存在需求的挫折而产生的无意义的感觉，并转而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今天，并非只有意义疗法指出无意义的感觉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正如艾尔文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所指出的:“在精神科门诊连续治疗的40名患者中，12名(3}9}0患者的问题与意义有关。”在巴罗奥托以东几千英里外的情况也只有1%的差异;最近的相关数据表明，在维也纳，常见抱怨中的29%是他们生活的意义正在消失。
至于无意义感的形成原因，人们可能说，即使是在简约化的风格中，人们也是拥有足够的生活用品，但却缺少生活的目标，他们拥有谋生手段但缺乏意义。当然，一些人甚至连谋生手段都没有，我特别想到了现在失业的大众。50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致力于研究一种发生干年轻病人的特殊的抑郁症的文章，这种病我称之为“失业神经症”。文章指出这一神经症产生于双重的错误认同: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用处，没有用处就等于生活没有意义。结果，每当我成功地说服患者自愿参加青年组织、成人教育、公共图书馆和诸如此类的组织时—换言之，每当他们用一些没有报酬但有意义的活动充实了他们大蛋的空闲时间时—他们的抑郁消失了，尽管他们的经济状态没有改变，他们饥饿依旧。事实上，人并不仅仅依靠福利存活。
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引起的失业神经症同时存在的还有另外几种可以追溯到精神动力学的或生物化学的状况的抑郁。根据它们可能是哪种情况，相应地，分别采用心理疗法和药物疗法。然而，就无意义感而言，我们不应忽视和忘记，它本身并不只是一个病理学问题;我不想说他是神经症的迹象和症状，相反，我认为它是一个人的人性的证明。但是，尽管它不是由任何病理学的东西所造成的，它还是可能产生病理学上的反应;换言之，它是一种潜在的病。在年轻一代中集体的神经症症状普遍存在着:这一神经症有三种表现—抑郁、攻击
和成瘾—大量证据可以归结到意义疗法所称作的“存在的虚空”，一种空虚的和无意义的感觉。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抑郁病例都可追溯到无意义的感觉，自杀—有时它是由抑郁导致的—也不总是产生于存在的虚空。但是，即使并非每一件自杀案例都是由于无意义的感觉而产生的，如果他意识到了一些值得为之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个体对待生活的动力将战胜自杀的冲动。因此，如果一种强烈的意义倾向在防止自杀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对存在自杀危险的案例，干预性因素又是什么呢?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我在医院工作了四年时间。在那里，我负责管理重度抑郁病人的大病房—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试图自杀后被收人院的。我曾经计算过，在这四年中我至少诊治过12，以X)个病人。在工作中，我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且每当我遇见具有自杀倾向的人时，我仍然会利用这些经验。我常常向这类病人说，以前有患者一再告诉我，自杀没有成功，他们是多么的幸福。他们告诉我，儿周、儿个月、儿年之后，他们的难题确实有了解决方法，他们的间题有了答案，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即使在一千个病例中只有一例发生了这一积极转变，”我继续解释道，“谁能说这种转变或早或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呢?但是，首先，你必须活着去看它发生的那一天。所以，为了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你必须活下来，并且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能放弃生存的责任。”
关于群体神经症状的第二个方面—攻击行为—让我来引用一个曾经由卡罗琳·伍德谢里夫作过的实验。她成功地建立起了童子军小组之间的相互攻击模型，并且注意到，只有当这些年轻人致力于集体性目标—如把往营地运送食品的马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一共同任务时—攻击行为才会消失。此时，他们不仅没有相互攻击，反面为了必须实现的意义而立刻联合了起来。
至于第三个问题—成瘾，我想起了安奈玛丽的发现。她注意到，正如试验和数据统计所显示的，她所研究的90%的酗酒者都遭受着一种极度无意义感的折磨。在斯坦利对吸毒者所做的研究中，%的人相信“一切都看起来毫无意义。”
现在让我们转向意义问题本身。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意义治疗者白癜风用什么药最管用白癜风用什么药最好